老村长回到了孔家村后，引起了村子里人的兴奋。

普通村民都对那些回礼感兴趣------他们是山民，但不是愚民，特别是对市场上的货物，当然也知晓一些价钱。

他们大多都出过山，去馆陶城转过，再说了，什么物件是好用的，一眼也能看出来的。

村民们对存放在族里公用仓库的物件议论纷纷，他们在等着按先前拿出的礼物的价钱进行分发，当然，没有人想独占，这是一个以仁义为本的村子嘛。

村子里的长者们则对这个行动的后果进行评估。

当然，没有人指责老村长的不是，反而感觉问题大发了。

原来那些人是占据了山东地区的海盗！

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此事又该当如何？！

众位长老的看法最终集中在两点，要么当看不见，要么应当去报官……省得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！

彻底摆脱与流求海盗的关系，弄不好还能弄到一笔赏金……当然，从大局出发，没有人公开提到后面的一点。

君子谈义不谈利。

鞑鞑人在管治地方时，他们本人虽然担任主官，但是只能重用懂得鞑靼语的汉人官员来具体执事，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们去做，鞑靼人听不懂老百姓的话，老百姓也听不懂他们的话，双方之间的沟通也只能通过某些特定人员来达成……一些懂得鞑靼语的地方官也就凭借这种便利条件来做坏事。

那些地方官员就经常怂恿鞑靼主官做一些坑害百姓的事情……责任归鞑靼主官，好处留给自己，很多离奇的冤案都是他们造成的！

这也是孔家村里的人不愿意与官府打交道的原因。

馆陶城的地方官员就经常用奖励告密的方式来获取利益。

事实上，告密文化在这个华夏民族的历史上，很早以前就存在的。

围绕告密文化这条线索，到眼下为止已经持续了千年。

如果回顾这一历史过程，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在起作用，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发动的结果；纵容与发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统治者的不自信；告密的内容虽然有人事与文字之不同的区别，但其本质都是权力斗争；甚至还有要得到不当利益的手段斗争等。

汉武帝当初就用这个告密的办法弄钱。

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，他的“雄才大略”不过是穷兵黩武，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。

他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，则是通过告密。

在公元前119年，他下达了“算缗令”，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。

然而，此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，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，而且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畀之……也就是告密有功，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。

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，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，不绝如缕。

通过算缗令的实施，使国库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，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宅亦如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