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不必要叹气，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，大宋的政治传统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。

大宋用“分权”和“制衡”之术，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。

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，将军权交给枢密院，将部分行政权交给“参知政事”，即副宰相。

同时又设“三司”来专门管理财政，分掉了宰相的财权。

在地方上，同样也大行其“分权”和“制衡”的秘诀，规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，任期只许三年。

为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，还为各地知州设立了名为通判的副手，来监督知州，同时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财政，取消地方上的财政处理权。

虽然代价是形成大宋难以根治的“冗官”格局，但是大宋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豪强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，也不会有可以与中央对抗的封疆大吏与政治大家。

大宋的官家独揽军、政、财一切大权，达到“百年之忧，一朝之患，皆上所独当，而群臣不与”的乾纲独断境界。

同武官一样，由于鞑靼强盗集团的军事压力，大宋的宰相也达到了大宋历史上没有过的宰相专权，真正是一人之下，万上之上的层次。

前文讲过，被大宋官家呼为“师臣”的平章贾似道就是这样，由于战争需要，他一边是宰相，另一边又兼任枢密院的枢密使，同时管着国库，就连大宋官家的内府库也有能力施加影响，军权，人权，财权一把抓了，把副手参知政事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。

这是让一个政治家多么爽的权力配制啊！

他借着鞑靼强盗集团的军事压力，打击异己；又借着流求岛的力量，力逼鞑靼强盗集团言和；利用大宋百姓不喜战争的心理，轻而易举地把太学院里的太学生统一了思想。

在《民声报》的引领下，整个大宋的舆情全是正能量，全是歌颂。

这些都是多么漂亮的政治手段！

但是，随着军事压力的解除，大宋的政治传统力量开始回归了，就算平章贾似道平日再强势，他也无力与全体文臣为敌------他不得不交出了枢密使这一职位，紧接着又还权与参知政事------对他的重要盟友，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的打压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。

说实话，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，大幅度地改变了汉族人的性格。

历史上汉族人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。

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：“做人莫做军，做铁莫做钉”。

在宋代，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功勋，也难有文臣那样的风光。

有人说，即使是率兵数十万，收复幽蓟十六州，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。

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，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，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。

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，性格也越来越细腻。

所以说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

大宋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家人的政治安全，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。

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“四夷”之上，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，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，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。

也许正是如此，大宋才开始一步步走向了崖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