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，楚天舒起床后刚洗漱完毕，正打算出门跑步，陶玉鸣敲门进来了，他报告说：“楚书记，刚接到环卫工人的报警，白存礼跳楼自杀了，他留下一封遗书，承认常以宽下毒案是他指使的。”

楚天舒忽地站起，眉头拧成一个川字：“走，去现场。”

白存礼是从石花大酒店的第十三层跳下来的，摔得脑浆迸裂，根本没有抢救的必要了，尸体已经拉走，地上残留着血迹，一份亲笔写成的遗书送到了楚天舒面前。

遗书不长，一百多字，白存礼承认自己指使常以宽对孩子下毒，事件发生后良心受到谴责，寝食不安，实在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所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，以死谢罪。末尾向家人，向社会，向钱文忠一家表达了忏悔，署名白存礼，即日。

楚天舒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拿去做字迹比对，看是不是他写的。”

侦破方向迅速转移到白存礼身上，经过字迹比对，证实遗书确实出自死者之手，而白存礼与常以宽以往的关系密切也是人尽皆知。

警方和纪委联合对白存礼和常以宽进行了调查，发现常以宽用各种假发票报销贪污城关镇卫生院的公款二十多万元，挪用公款十多万元，和某医药公司有不正当的利益链条关系，收取回扣二十多万元。

顺藤摸瓜，白存礼在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之时，与常以宽相勾结，通过开具证明骗取二胎指标，担任副县长之后，利用分管文教卫的职务之便，与常以宽联手，长期收受某医药公司的贿赂达三十多万元。

案件渐渐明晰起来，证据链完整了，白存礼为了维护他的一己私利，不惜制造惨案阻挠医疗改革，他指使常以宽利用起火的混乱之际，在孩子的输液瓶中加入了超量的麻醉剂，造成孩子死亡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事后又指使常以宽、老钱等人煽动闹事，企图制造骚乱，破坏改革。

城关镇卫生院孩子之死的案件终于告破，市督导组的郝建成相当满意，通令嘉奖了南岭县公安局参战干警，给局长陶玉鸣记了个二等功。

案件的破获，给南岭县的干部群众留下了诸多疑问，也给善后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。

众所周知，白存礼是付大木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，原先只是城关镇的一个村支书，然后副镇长、镇长、镇党委书记，再到副县长，而且有传闻，假如付大木当了书记，他将接任县长的位置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？

另外，如果说这是一出丢卒保车之计，但看起来常以宽应该是卒，而身为副县长的白存礼才是帅啊。照这么说，这背后是不是还有比白存礼更大的帅？

当然，白存礼已畏罪自杀，死无对证，这些疑问只能在私底下议论，而真相大白之后，钱文忠一家一下子由主动变为被动了，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大问题，一是经济赔偿，二是常以宽、老钱等人的判决，三是生育指标。

督导组撤离之前，郝建成主持专题会议，表彰陶玉鸣等破案有功人员，并讨论了相关的善后工作。

会上，薛占山汇报了钱文忠提出的要求，一是按照以往县里发生人命案的惯例，赔偿三十万元，二是从重从快判决罪魁祸首常以宽，三是要一个生育指标。

与刚才表彰时的喜气洋洋不同，说到孩子的死，楚天舒等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。

平心而论，钱文忠要求赔偿三十万元不过分，要求严惩凶手更是合情合理，要一个生育指标也顺理成章。

可是，这三个要求遭到了付大木等人的极力反对。

薛金龙率先发言说：“钱文忠本来就是个刺头，仗着脑袋瓜子灵活，看到不顺眼的事就到处告状，平时没少给干部们出难题，我就出面接待过很多次，难缠的很，要是答应了他这些条件，不知道还会提出多少无理要求来。例如，他想再生一个孙子，给他一个生育指标，如果生不到孙子，一定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。”

这几句话说完，信访办的负责人在暗暗点头。

陶玉鸣接着说：“怎么惩办凶手是法院的事，哪里能由他钱文忠说了算。再说了，白存礼已经跳楼自尽了，就算是一命抵一命，还不够吗？另外，他要求赔偿三十万也跟政府无关，害死他孙子的是白存礼和常以宽，他应该找他们索赔去。”

“对于像钱文忠这样的刁民，我们决不能迁就纵容。”付大木敲着桌子说：“事件发生之后，钱家人打砸了卫生院，造成的损失也有十来万，这个就算是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，起码也应该赔偿吧。”

付大木等人说得头头是道，振振有词，楚天舒尽管觉得他们的说法很冷血，但一时也难以反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