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了仁宗之后，尤其是赵佶继位之时，面对由于吏治的**带来的经济负担，朝中上下别无良策，唯有向百姓横征暴敛一法。监司官不仅对违法官吏“坐视漫不省察”，而且“背公自营，倚令sao众”，甚至与守令勾结起来，欺压百姓。“民诉某守，则执其人封其辞，以送某守；民诉某令，则下其牒以与某令，是为守令报仇也。”监司官这种渎职贪赃的行为更加速了吏治的**，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彻底清理之时。
在赵柽的支持下，李纲开始动手了，他联合许景衡、宗泽、陈过廷，弹劾朝中几位留任的尚书，‘官家’一怒将几个人全部罢职，殿上一片肃然，无人再敢吭声，他们算是看出来了，君臣老几位是拿几个倒霉鬼祭刀呢，下边不知道要砍倒谁得头上…
陈公辅，字国佐，人如其名，字如其人，确实是一个辅国良才。政和三年参加上舍考试得了第一名。当时蔡京改革科举，一度采用‘三舍’法考试，上舍为最高档次考试，第一名相当于进士试的状元，从平江府教授干起，官至应天府少尹，赵桓即位后提升为右司谏。官作了时间不常，被耿南仲指为李纲的同党，贬到地方。李纲重新主政后，又举荐公辅，被太后任命为尚书左司员外郎。
陈公辅自进入仕途后，崇尚气节，忠鲠直言，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。在任平江府教授时，朱勔正是红得发紫，势焰灼人。许多官员都屈倒在他面前，但公辅绝不与交。其哥哥死了办丧事，公辅不但自己不去吊唁。还教他的学生不许前往。
‘浪子宰相’李邦彦被罢官，但没过几天又被授为太宰，一时“人情震骇”，但朝中大多数官员敢怒而不敢言，陈公辅连夜写具奏章弹劾，列举了李邦彦卖国投敌的种种事实和劣迹，终于使李邦彦及其党羽王孝迪、蔡懋等被罢职。即便是对待与自己关系较好的李纲，也能做到不偏不倚，正心为国。当满朝皆论‘和议’之时。他却言公卿大夫应首重“气节忠义”，抨击朝野的投降派。
这种不结党不结派，又能忠心为国，刚正不阿的良臣，当然很快入了赵柽的法眼。他知道这种人虽然脾气大，说活‘臭’，对抗上级，可办起事情来却是能做到不偏不倚，这正是‘大宋干部部长’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。也许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给自己造成点麻烦。却可以保证选官工作的公正性。
随着新的吏部尚书陈公辅上任，清理冗官和吏士合一两项工作终于驶出了车站，一些人搭上了这班车，一些人却要从这趟上下去了。而陈公辅不负所望。接连上了几道条议，赵柽十分满意，立刻下发执行。清理在陈公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下全面铺开…
张叔夜在守卫汴京城及其后北行的表现可圈可点，可谓忠义双全。在保定军之战中获救归京，李纲举荐其为兵部尚书。赵柽想想此人文武皆可。当过基层地方官，也主政过州府，更难得的是曾领兵出征，都颇有建树，有过北行的这番经历更知其中弊端。召见答对后，赵柽十分满意，便定了下来。
随后，赵柽命赵义出任兵部侍郎，他虽是王府‘老人’，能力也不错，只是他资历尚浅，也缺乏主持一个大国兵政的历练，即使出任侍郎一职，也是破格，引人侧目，但是他乃官家的心腹之将，也无人敢多言。
户部这次也是改革的重点部门，三司并入后规模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部门，而现在财政匮乏，府库空虚，户部肩负着恢复生产，征收赋税，为国理财的重任。赵柽思虑再三，决定以陈遘为户部尚书，周行己为侍郎，让他们二人肩负其恢复大宋经济的重任。
周行己从大同来京后以年老体衰要求致仕归家养老，但是赵柽将他留下。原来赵柽即位后发现大宋的金融系统已经崩溃，看似经济高度繁荣，却是虚假的繁荣，里边水分太大。连年的财政赤字，冗兵、冗吏这些沉重的负担已是宋廷不能承受的，为了弥补财政亏空，zhengfu开始动起了歪脑筋。
为解决财政赤字，从哲宗绍圣元年开始，宋廷开始滥印滥发纸币。饮鸠止渴的短视行为直接导致的后果是，到了赵佶大观元年，短短十多年的时间，社会上流通的纸币竟达到了神宗朝时期的四十二倍。而后赵桓又接班以此弄钱，赵构为了筹集军资也曾这么干过，由此引发了“交子”的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。
而令宋人想破脑袋也不会想清楚的是，他们滥印纸币会使币值大贬，通货膨胀，反而将责任推给了王安石变法，似乎这种结局与变法有直接的关系存在似的。周行己却对此有些研究，并曾指导过府中四堂的柜坊发行银券，积累了经验，因此赵柽对他寄予厚望，让他重整大宋的金融系统。
陈遘就任后举荐张悫为两淮转运使，称其善理财，论钱谷利害，犹指诸掌，那里是大宋的税赋重地，财政收入近半来源于此。但此人是元帅府的人，曾经为康王筹集粮饷，劝其即位，按说是限制使用的人，让他打理大宋的‘金库’实在是让人不放心，赵柽调查后发现此人确实有才，便下旨同意了。
接下来赵柽又任命杨时为礼部尚书，马扩为礼部侍郎；刑部尚书给了守太原有功的张孝纯，工部尚书由拒不担任伪楚皇帝的司马光之孙司马朴，以嘉奖其忠义。陈过廷为御史中丞，陈东为侍御史，重建六案、六察，监督朝廷各行政机构和地方官员。
杨时向官家推荐同门师兄弟胡安国为国子监祭酒，他也是程颐门人，进士出身，太学博士，所学涉猎甚广，对经济、理学和政治都深有研究，在政治和学术领域有较大的影响。以其《时政论》、《治国论》、《chun秋传》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“湘派”风，一方面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。
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，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“腐儒”学风；主张“通晓时务”，“留心经济”。胡安国提倡实际生产劳作，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；认为君子之学，最重要的就是一“实”’宇，除经史之外，还必须致力于兵、农等经世实学，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。
由此，在知行关系上，湖湘学派阐述“知行互发”，特别注重“行”的作用，强调“践履”，即实践，认为“知之”。这种务实的态度当然很对赵柽的胃口，他需要的正是有思想能干事的人，立刻同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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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队是赵柽起家的本钱，也是他的禁地，所以要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。他本打算让宗泽出任兵部尚书，但是以其当朝宰执的身份去出任一部首官有降职使用之嫌，更会留下卸磨杀驴的口舌，所以便没动他，待有合适的位置再说，不过按照历史上的发展他这会儿已经被赵构给气死了…
枢密院下设四房作为办事机构，并入的三衙相当于后世的各军种司令部，由都虞侯赵廉主管。赵柽任命赵耻为步军司都统制，炮兵这次没有duli，而是划入步军司，由副都统制赵孝兼管；马军司都统制由赵礼担任；水军司都统制当仁不让的有程僖绶接任；军情司仍以蒋飞为首；辎重司当然还是赵智的地盘。这次赵柽为了提升武人的地位，他将各职务由过去的五品提到了三品，免得都成了文官们的跟班。
皇城司作为皇帝身边最后一道防线，责任重大，兵马不属兵部和枢密院调遣，分为兵马司和机宜司两班，掌宫城出入、周庐宿卫、宫门启闭以及刺探情报等职责。如今正好将过去一直由赵柽亲领的近卫师和情报司划了进去，仍然由赵忠和李峻两人分别统领。
这样下来，过去跟随王爷创建王府军的‘十大将’，只有赵信和赵勇没有安排。赵信现在是皇妃不能担当军职，自然排出在外。赵勇是府军中的二号人物，西京军的创建人，为府中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出人意料的却没有任何实职。
大家这时又想到了府军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高宠也一直务闲，他是龙将第一任都指挥使，征讨西夏之后便奉调回京，一直默默无闻。在金军二次南下时昙花一现般的率虎翼军配合官家打了一仗后，便又悄无声息了。
正当大家迷惑不解之时，皇帝下达命令，以高宠为东南镇抚使领军南下，统领两淮和两江兵马清剿流窜江南的流寇，迅速扑灭匪患。而赵勇被任命为两河镇抚使，统领河北、河东兵马镇守北方，厉兵秣马准备收复燕京，征讨女真，迎回先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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